中国金融集团对地方平台债务的担忧

吴敏惊扰市场数日的中融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度延期兑付事件,终于在1月16日以支付信托收益和延期利息画上圆满句号。在扰乱吴敏市场数日后,中国金融信托“集合基金信托计划”的第二次延期支付终于在1月16日结束,信托收入和延期利息均已支付。

尽管事件已经平息,但市场仍保持警惕。业内许多人士告诉华夏新富军,这种延期付款事件绝不是个案。不排除会有类似的揭露,人们对城市投资的信心正处于危机之中。

1月11日,据透露,中融信托管理的“中融嘉润31号集体资金信托计划”本应于去年12月15日到期,但借款人云南国有资本未能按时偿还信托贷款的全部本息。

后者于2017年12月27日发出沟通协商函,承诺在2018年1月10日前偿还贷款本息。然而,1月10日贷款仍未全部偿还,因为云南省政府对该公司财务支持的审批程序尚未完成,导致未能足额偿还。

1月15日,云南国有资本和中融信托联合发布的消息称,2015年12月,中融信托与云南国有资本及其关联方合作,设立“嘉润30号”和“嘉润31号”信托计划。前者筹集了7亿元,后者筹集了8亿元,即15亿元。

信托贷款将发放给云南国有资本及其关联方。这两项信托计划将于2017年12月15日到期。

由于云南国有资本及其关联方的资金配置,该款项无法在承诺期限内全额偿还。

此前,云南国有资本及其关联方共偿还贷款6亿元,由中国金融信托公司发放给客户。

1月16日,云南国有资本宣布,与中国金融信托合作的嘉润30号和嘉润31号信托计划剩余的10亿元本息已于当日支付。

公告还强调,云南国有资本无法在协议期限内全额偿还这笔款项,双方经过积极协商,同意将支付时间推迟至2018年1月19日。

因此,此事不是违约,而是经双方协商同意的延期付款。

此外,云南国有资本已于1月16日上午如期将剩余资金全部支付至信托账户专用账户,保障了投资者权益。迄今为止,信托计划已得到充分实施。

然而,这一事件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应。

一位高级信托经理对华夏新富军表示:“云南国有资本去年开始提高融资需求,但不愿提高融资成本,导致融资放缓。

去年,我公司还申报了云南国有资产项目,总成本只有8%,投资者只有6.5%,根本无法出售。

“据了解,云南国有资本是2011年8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从事股权投资的省级国有公司,2016年将重组为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目前注册资本为103.4亿元。

这样一个强大的省级平台早就该推出了,引起了市场的担忧甚至恐慌。

一名信托公司官员表示:“这起事件肯定会影响云南省政府平台上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

“本质上,云南的国有资本属于省级控股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城市投资平台。然而,它与城市投资平台有着相似的政府背景,很容易被贴上“城市投资”的标签。

一位接受采访的高级信托经理直言不讳地说:“借款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钱偿还信托基金,自然他们就没有钱偿还城市投资债务。

“今年,市里的投票将被打破。如果不支付或延期,最终肯定不会支付。

“从这个角度来看,云南国有资产事件已经升级到打破城市投资信念的程度。

为什么城市投票一再碰壁?城市投资债本身是以地方投融资平台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主要业务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项目。

起初,创建城市投资债券是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约束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随着债务方的增长,风险开始暴露。许多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城市投资基金进行建设,债务规模迅速增长。在某些地方,债务比率远远超出了风险控制警报的范围。

从宏观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融资项目都是基础设施,它们的利润往往取决于未来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

这种以未来土地资源收入作为溢价的借贷和融资方式往往蕴含巨大风险。

一旦地价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被炒”,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的融资坏账。

对投资者来说,资金已经释放,但很难说是否有任何收入,偿付能力没有保证,风险也越来越突出。

“利息空”连续爆炸事件能否治愈顽疾,并打破人们对城市投资债务的信念,不仅是潜在的个人违约,也是对其背后资产收缩的担忧——最近的一次“国内生产总值紧缩”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辽宁省于2017年公开承认其市县伪造了2011年至2014年的财务数据后,内蒙古和天津也公开承认之前的经济数据中存在水分,并减少了2016年的数据。

其中,内蒙古2016年工业增加值超规模减少2900亿元,占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0%。天津滨海新区直接将2017年1万亿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压缩到6654亿元。

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紧缩与城市投资债务挂钩?事实上,国内生产总值紧缩的最直接影响之一是地方政府收入的缩水。

然而,随着财政收入下降,资产和所有者权益都将下降,这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虽然目前只有三个省份有“注水”的报道,但市场认为将会陆续有新的报道。

从已披露的省份来看,“含水量”的原因是不同的:内蒙古和辽宁明确承认数据是伪造的,而天津则给出了官方声明,称使用统计方法来调整“登记和搬迁”。

昆仑健康保险资产管理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休伊(way)表示,要判断国内生产总值是否“注入”,不能简单地将省级数据总和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这样做将导致统计重复:对于实施国内生产总值分类核算的国家,下一级的总和将不等于上一级的总和。

考虑到2016年“营业税改增”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将分为50%和50%。

在此之前,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膨胀,营业税可能会膨胀。

然而,2016年后,当有太多报告时,实际缴纳的税款也会增加。这些税都是真钱,从根本上抑制了地方政府虚报的愿望。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营业税上调前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来推断潜在的水分含量。

他将2016年的“业务增长”作为中间时间点,并比较了2017年11月和2014年11月的累计同比数据。他发现,企业同比增长前后累计降幅最大的前五个省份是天津(20.60%)、内蒙古(15.39%)、江西(13.30%)、西藏(13.10%)和湖北(10.7%)。

显然,最近报道的天津和内蒙古是前两名!《华尔街日报》强调,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上述方法测量的结果仅供研究之用,不能作为判断国内生产总值含水量的依据,也不能作为评估地方城市投资平台风险的标准。

显然,这次云南国有资本的财政收入不是下降,而是上升。2017年11月与2014年相比累计增长9.2个百分点,这证明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顽固的疾病能治愈吗?华夏新富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对增长模式和路径的激进追求。

该地区越落后,就越想“走在曲线的前面”,走在发达地区的前面。

如果没有钱怎么办?只是不管怎样,不择手段。

从长期来看,风险继续累积,迟早会以城市投资债券或信托计划的形式出现解体。

要想治愈这种顽疾,就必须深刻认识“速战速决”的弊端,摒弃未来经济建设中“总量理论英雄”的旧观念,重视发展质量,重视杠杆程度,顺应新时期经济工作的精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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